武汉朝令夕改事件（武汉朝令夕改）
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武汉朝令夕改，以及武汉朝令夕改事件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本文目录一览：
- 1、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 2、史可法人物评论
- 3、大大集团非法集资
- 4、郑洞国的人物生平
- 5、汉阳铁厂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有什么历史作用有哪些？
- 6、”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刘峙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的具体情况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么？
2月9日，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疫情防控2号责任令，要求制止无理由擅自升级管理措施，以及层层加码的简单化管理手段。比如随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随意关闭居民生活必需品门店等，确保科学恢复生产秩序。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也必须坚持，本次抗击新冠肺炎当然不例外。然而从根本上讲，法治与应急处置之间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应急措施经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规则作为常备工具，执法者照章办事处理具体事务。然而突发事件出没无常，全社会都缺乏常备应对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仅在医学史上从未见过，还一上来就暴击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汉，再加上春节人口大迁移，可资沿用的应急经验不多，出现局部“乱作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规则稳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会形成稳定预期，将规则内化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习惯。然而面对“非常态”的突发事件，原本处理常态事务的规则可能不再适用，决策者必须“见招拆招”，甚至必要时“临阵变招”。如此一来，出现“乱招”也在所难免。
简而言之，“少法可依”的应急状态是对法治的天然考验。面对新冠肺炎这种突发疫情，不管政府还是个人，都没有“久病成医”的现成经验，只能在事发后见机行事。在迎难而上的应急处置中，一些措施虽以防疫为出发点，却可能引发“次生灾害”。比如有疫情轻微地区将疫情严重地区的紧缺防护物资征用，有地方挖断公路阻断交通要道，有小区禁止医护人员返家，有基层对湖北籍住户铁链封门等，不一而足。面对这些乱象，立法者固然无法一一预见并事先防范，但借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们至少可以从三个层面解决应急措施的合法性问题：其一，政府应急扩权时，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决定应急措施时，应受到何种程序约束？其三，个人对政府和他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第一、政府应急扩权的界限何在？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概括性授权，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权力得以临时性扩张，可以强制隔离、限制聚集、管制场所/交通或停工/停业/停课等。视疫情发展，政府还可以灵活调整应急措施的种类和力度。然而公权扩张的代价是私权限缩，尽管立法上没有明确的红线，政府应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则的强力约束。简而言之，可归结为“一条底线、三条准绳”。
“一条底线”指保障基本权利，至少是不得因应急措施危及个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强制隔离时，一要进行必要的医疗救治，二要满足饮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条件，三要对被隔离者抚养的无生活能力者提供帮助，欠缺任何一项都构成违法。同理，大范围地关停粮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胁到公众生存权而违法。
“三条准绳”指“禁止过度”的比例原则的三层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对私权的限制必须有助于维护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间限售退烧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购药压降体温以逃避隔离治疗，属于有助于保护公众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须的胰岛素，则属于不合法的无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实现相同目标的多种手段中，选择对私权侵害最小的一种。比如对强制居家隔离的个人，可以采用贴封条、电子监控或锁死入户门等多种办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当属首选。后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时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隐患，对私权侵害过大，不应采用。
三是损益均衡，即所保护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相称，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极端选择。比如若非疫情极其严重地区，不宜采用彻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关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内的销售门店，或是随意拔高复工标准阻止企业复工。由此，必须警惕抗疫措施“比谁更狠”的倾向，在这一点上，先有公安部反复强调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后有浙江省政府专门发文纠正过激措施，都值得各级决策者认真借鉴。
第二、政府应急决策应受何种程序约束？
决策程序本身不是应急手段，但却足以提升手段的正当性。应急决策与日常立法不一样，首先是紧急，必须迅速决策并立即实施；其次是独断，没有时间通过民主程序进行充分论证。即便如此，法治原则也对决策程序有以下约束：
一是不得越权决策。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和《突发事件应对法》，涉及限制个人权利的多数隔离/管制类应急措施，只有县级以上政府有权实施，街道/乡镇、派出所/卫生所、社区/村队以及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公司等主体，都无权自行决定。像铁链封门、禁止医护人员进小区这种从未上过县级以上政府红头文件的做法，显然就属于非法越权决策。
二是强调专家参与。应急决策效率优先，大规模民主协商不可行，但应尽量小范围听取专业意见，尤其要注意一线专家的声音。比如面对新冠肺炎这种新型传染病，风险如何、应否封城等关键判断，国家高级别专家组的意见极为重要；但在确诊标准、是否人传人等问题上，一线医生的意见就值得特别关注。毕竟相比远程指挥的高级参谋，与敌人刀枪相对的一线将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认识。
三是保留调整空间。应急决策事出紧急，又经常缺乏成例可循，考虑不周甚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实施的同时，必须保留调整空间。具体而言，首先要允许执行中对特殊情况“开口子”，并畅通“开口子”的决策通道，比如封城时要为非传染病重症患者保留异地求医可能，暂停公共交通时要考虑医务人员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于改进，该修正先前决策时绝不犹豫。毕竟应急决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规则稳定。这就要求决策系统保持信息畅通，及时接收并处理决策实施中的反馈信号。
第三、个人可以采取何种应急措施？
就应急抗疫法律关系而言，个人主要有三种角色：一是政府行为的相对人，也即私权受到临时限制的个体；二是自治成员，包括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身份；三是市场主体，尤其是经营抗疫防护用品和紧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个角色相对被动；第二三类角色则可能成为侵犯他人权利的主体。
作为公权相对人，个人除容忍并服从政府的应急扩权行为之外，还应保持足够的权利敏感，一则避免自身权利受到过度侵蚀，二则提醒政府及时修正不合理的应急抗疫措施。
作为村社成员、小区业主等自治成员，个人在应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压制他人权利。比如集体投票禁止医务人员进小区、挖断村道阻止外人进村等行为，其非法性本来不难判断，但一则民众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则借口非常时期集体决策而有恃无恐。问题的解决，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机关严格执法，“该出手时就出手”，二要靠民众强化共情心理，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换位思考。
至于作为抗疫商品经营者的个人，必须认识到应急状态下的商品价格并不必然反映供需关系。或许多数经营者不懂相关法律，但只需记住一点即可：任何轻易赚大钱或快钱的方法，尤其是在应急背景下，都一定写在了《刑法》中。
（作者：兰荣杰，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责编：章华维、高红霞)
史可法人物评论
史可法（1601年－1645年4月14日），字宪之，又字道邻，南明谥忠靖，一说忠烈。乾隆时改谥忠正。汉族民族英雄，祥符人（今河南开封），祖籍顺天府大兴（今北京），师承左光斗，义子史德威。明南京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因抗清被俘，不屈而死。其后人收其著作，编为《史忠正公集》。
生平[编辑] 早期生涯史可法为崇祯元年进士，授西安府推官。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八年（1635年），随卢象升镇压各地民变。
崇祯十年（1637年），被张国维推荐升任都御史，巡抚安庆，庐州，太平，池州及河南江西湖广诸府县。崇祯十四年（1641年），总督漕运。
崇祯十六年（1643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
[编辑] 南明时期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陷北京，崇祯帝自杀身亡，李自成自称大顺皇帝。四月，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清军击败大顺军，占领北京。
时史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为留都百官之首，当南方官员得知崇祯皇帝驾崩，对于拥立新帝有所争议时，史可法却未能当机立断。五月，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镇将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人率先拥立福王朱由嵩监国于南京，不久后称帝，改年号为弘光。马士英等人也因策立有功，备受弘光帝青睐；马士英更取代了史可法成为朝中首席大臣。
明朝此时处在清朝、大顺两方面压力之下，史可法为首的诸臣，主要采取的策略是“联虏平寇”。希望能够借重清军的力量，首先剿灭李自成势力，再谋求后续打算。然而南明朝中却不能同仇敌忾，反而仍旧党争不断，文、武官员之间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东林党人与马士英、阮大铖之间的矛盾，以及姜曰广、高弘图、刘宗周等人的辞官，说明了明朝廷的无法齐心向外，也因此种下弘光朝败亡的原因。
史可法失势之后自请督师江北，前往扬州统筹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等江北四镇军务机宜。然而，四镇因定策之功而飞扬跋扈，各据地自雄，史可法与朝廷皆无力管束。四镇尾大不掉、各自为政，致使明军非但无力进取，连抵抗清军南下皆不得要领。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诎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及后左良玉呕血身亡，全军降清；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抗清。
[编辑] 扬州殉国五月，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逃，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
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复多尔衮书》：“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不卑不亢，流传万世。
副将史德威随可法有年，可法纳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不死，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督师也！”，被俘。
多铎劝降他：“前以书谒请，而先生不从。今忠义既成，当畀重任，为我收拾江南。”但史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
多铎因清军攻打扬州伤亡甚大，攻陷扬州后恼羞成怒下令屠城。
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
顺治三年（1646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宁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编辑] 评价清高宗以其忠义，追谥忠正。
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方苞曾写《左忠毅公轶事》，述说史可法与其师左光斗之间的提携情感，自是铮铮铁骨、有血有泪。
夏完淳说过：“史道邻清操有余而才变不足。”“用兵将略非道邻所长。”[1]
郑廉说史可法“为人廉谨无大略，特治世之良臣，遇变则信国、叠山俦耳。其于驾驭笼络，应机济变，非其所长”[2]
部份专家认为史可法在军事上“昏聩无能，误国误民”，“渡河复山东，不听；劝之西征复河南，又不听；劝之稍留徐州为河北望，又不听”，“一以退保扬州为上策”，还妄想“联虏灭寇”，清军兵分三路，挥师南下时，史可法竟朝令夕改[3]，可谓进退失据、战守皆废[4]。经营一年有余的扬州城，清军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占领了扬州城[5]。史可法至多可算一个“忠贞之士”、“民族英烈”。
扬州十日是1645年（南明弘光元年，清世祖顺治二年）四月发生在清军攻破扬州城后对城中平民进行了惨烈的大屠杀的事件。当时南明将领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史可法组织军民对清军殊死抵抗。同年四月十八日，清豫亲王多铎成功突破江淮防线包围扬州。 四月廿四日，清军调集红衣大炮轰击扬州，史可法再次向南明求援，仍没有回应。四月廿五日（5月20日），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欲拔剑自刎，为部下所阻。多铎劝其投降，遭史可法严辞拒绝，多铎遂下令在军前将史可法处死。史可法的部将刘肇基继续率领残部和城中居民与清军展开巷战，经过激烈战斗，清军才占领扬州。清军攻占扬州后，当时大雨倾盆，多铎宣布在扬州城内进行血腥屠杀。当时的幸存者王秀楚所著《扬州十日记》中记载屠杀共持续十日，故名“扬州十日”，扬州死难数十万人。
大大集团非法集资
大大集团。我个人觉得很不靠谱。1.没有相关资质不具备私募基金资格，这是非法的。打着党建的幌子，没办过对党和人民有利的事。用小恩小惠骗取别人一时的信任，换来更大的谎言。2.没有完善的公司制度。没有合格的培训机构，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去。分公司领导没有文化水平，更不具备领导能力。公司宣导朝令夕改，一会一变。这么看的见的坑你还跳，真是傻缺了。
郑洞国的人物生平
1903年1月13日，郑洞国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但因对西学毫无基础，故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并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由于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1926年7月，他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这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仅激战半日便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此后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缴获敌人人枪各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这时东路军迭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时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因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是最早参加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将领之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又夺取热河，继而大举进攻长城各口。在国难日深、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举国抗日的情势下，蒋介石下令抽调中央军第2、25、83师组成第17军（军长徐庭瑶)开赴古北口对日作战。在这之前，部队由于天天忙于打内战，早已厌倦了同胞间的互相残杀。能够有一个机会为国家效命疆场，尽军人的守土之责，所有人的心情都为之振奋。3月中旬，日将西义一率第八师团移兵古北口，欲集中兵力一举击破中央军，4月20日至28日，中日军队在南天门一线进行了八昼夜的血战。郑洞国率第17军2师4旅坚守南天门一线阵地，将士们只能忍饥受冻，在古老的长城上，以血肉之躯与兵力和火力都占绝对优势的日军殊死鏖战。战役期间，郑洞国曾奉命率部撤往后方休整，行军途中忽闻接防的第83师阵地被日军突破，部队伤亡惨重，师长刘戡愤而自戕未遂，形势岌岌可危。郑洞国心急如焚，立即率部星夜弛返前线，向日军发动反攻。此时我军阵地已大部失守，大批日军蜂拥扑来。郑洞国因兵力单薄，多次反攻失利。在这紧要关头，为示必死的决心，他脱掉军衣，只着白衬衫，提着手枪，亲自率领部队冲锋，官兵们见状士气太增，个个争先与敌拼杀，一时杀声震天，硬是将敌人击退了。至5月中旬，中国前线各军终因伤亡惨重、后援不继而先后节节抵抗后撤。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长城抗战宣告失败。消息传来，人人痛心不已。之后，第2师退驻北平。同年秋，郑洞国入南京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受训。次年春，他奉命提前结业，返回军中，率部和第25师75旅一起，开赴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担任守备第二线碉堡的任务。10月，红军失利后主力向湘贵方面战略转移，开始长征。第4旅和第75旅尾追至芷江，又奉令调回北平驻防。1935年6月，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郑洞国所在的部队，全部忍痛撤出了北平。第2师奉命开赴徐州、蚌埠一带驻防。次年秋，原第2师师长黄杰调任税警总团团长，郑洞国接任了师长职务。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谋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蒋介石。何应钦下令各路中央军前往“讨伐”，郑洞国率第2师进驻潼关。未几，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第2师撤回徐州。
1936年10月22日 郑洞国晋升陆军少将。
“七七”事变后，抗战爆发，他又首先率第2师参加了平汉路保定会战。固守保定城至漕河一线阵地，多次予敌以重创。后军长关麟征阵地被突破撤退，郑的后方为敌骑兵包围，仍与日军血战一昼夜。保定城破后，又与敌展开巷战，幸而这时裴昌会将军率第47师冒死前来接应，才得以率军杀出重围。保定失守后，日军又连陷正定、石家庄等重镇，一直深入到豫东地区。在豫北安阳吃紧时，第2师曾奉命转移到林县一带山区进行游击作战，牵制日军南下。其间，郑洞国曾派突击队乔装日军，袭击了日军在安阳的机场，给敌人造成很大恐慌，其斗志之顽强可见一斑。不久第2师又作为第一战区预备队参加漳河战役，战役失利后奉命退往舞阳休整。
1938年3月，郑洞国率第2师参加徐州会战，当郑洞国率部昼夜兼程地从河南赶到徐州时，战局发生突变：日军精锐的第10师团已攻陷滕县，川军第122师王铭章师长以下两千余人全部阵亡，敌前锋部队正由滕县以东向枣庄快速南下。郑洞国考虑我军已来不及实施在运河以北临城一线迎敌的作战计划，即使先敌一步到达运河北岸，也将因立足不稳为敌击破，这样连徐州都会陷入险境。为此，郑洞国根据参谋长舒适存的建议，并报请上级同意，一面果断地指挥部队火速开往运河南岸占领阵地，掩护友军集中，以确保徐州。这时大批日军已进抵运河北岸，正积极准备渡河南犯。郑洞国率师主力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赶到了运河南岸的利国驿立即与敌人隔河交战。但日军凭借强大炮火，攻势如潮。危急间，配属该师作战的重榴弹炮营及时赶到，郑洞国立即命令放列射击，十二门大炮齐声怒吼，一排排炮弹准确地落在敌人头上，打得日本鬼子狼狈逃窜、死伤枕籍，不得不放弃渡河打算，沿枣台支线转攻台儿庄。此战大大缓解了危殆的战局，为我军变更部署，调动兵力赢得了宝贵时间。事后，郑洞国回忆说，如果当时自己没有灵活机动的处理情况，使日军冲过运河，不但徐州势将难保，而且在运河以北枣庄、峄县间的中国军队亦将陷入困境，这样整个战局将面目全非，也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之捷了。
当夜，第五战区长官部命令新由郑州、洛阳赴援的第2集团军及第20军团110师接替52军防务，沿运河南岸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第20军团主力52军、85军让开津浦路正面，向峄县东北之兰陵、向城一带集结、迂回，待敌孤军深入时即南下拊敌之背，会同第2集团军将其聚歼。据此，52军连夜循运河南岸经台儿庄、兰陵镇开往向城秘密集结。以后，郑洞国指挥第2师参加了攻击枣庄、北大窑、峄县的激烈战斗。正当第20军团逼近台枣支线，拟合围进攻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时，在临沂方面与中国军队作战的日军第5师团突以坂本支队4000余人绕道前往增援。第2师奉命随军团主力迎击，于4月6日将敌击溃于杨楼、底阁一线，随后乘胜与第2集团军会师，复将敌濑谷支队击溃，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
台儿庄大捷后，中国军队追击退守峄县之敌，郑洞国率部以“精兵夜袭”的方式，一举攻占了峄县城外地形险要的制高点九山。军长关麟征异常高兴，亲自率人到九山阵地视察。后因日军不断增调援军至徐州战场，在前线的各中国军队相继撤至邳县以北沿运河一线拒敌，第2师担任燕子河、大刘庄一线防务，与敌反复鏖战20余日，阵地从未丢失，直至5月上旬才奉命撤出战斗，开往归德整补。在邳县以北地区防御作战期间，为便利后方交通，郑洞国曾命工兵连在碾庄圩以东的运河上铺设了一道浮桥。未曾想，徐州失陷前，在运河东北地区作战的中国军队主力十余个师，竟均赖此桥撤出了战场。撤出战场后，为躲避敌机轰炸，郑洞国率第2师昼息夜行，徒步行至归德。时薛岳正率大军在归德以东地区与敌大战，临时调郑部作预备队。不久战役失利，第2师撤往河南漯河，数日后又奉命经南阳、湖北安陆、随县开往武汉行军途中，原第52军军长关麟征将军升任第32军团长，他报请军令部让第25师师长张耀明将军升任该军军长，以郑洞国任副军长，气愤之下，遂坚辞不受，并向军令部请假离开部队，回到长沙。自次离开了自北伐以来就在其中服役长达十年的第2师，1938年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结束后，被汤恩伯委任为31集团军第98军军长。在任不到一月，就受好友杜聿明之邀请降格出任新编第11军荣誉第1师师长。不久军长徐庭瑶升任集团军总司令，杜升任军长，改番号为第五军，郑调升副军长兼荣誉第1师师长。部队先驻广西全州，后调湖南零陵一带整训。荣誉第1师是由抗战中伤愈官兵组成的部队，作战有经验，军事素质较好，但当时内部人事关系复杂，纪律松弛，很难统驭。郑洞国到任后，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对部队一再严明纪律，加强训练，如某团长嗜赌成性，恶习难改，经再三劝导无改，郑毅然报请上级将其免职，于是全师肃然。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荣誉第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战斗力大为加强，成为一支抗日劲旅。
1939年11月初，日军为切断我桂越国际交通线，威胁中国后方，出动一个半师团兵力由北部湾海面登陆，在很短时间内连陷钦州、防城、南宁等重镇，其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第12旅团占领了南宁西北重要屏障昆仑关天险，桂南战局极为危殆。12月中旬，第5军(辖荣誉第1师、200师、新22师)奉命调赴桂南，很快包围了昆仑关之敌，并于18日晨发动猛攻。战役开始，荣誉第1师担任主攻，迭克要点，表现极为出色。日军在接连几次失败之后，恼羞成怒，频频派出援军，分乘40辆军车，强行通过第5军新22师在五塘的封锁线，驰援昆仑关。这些援军的到来加剧了第5军作战的困难，双方在昆仑关附近各高地拉锯争夺，战斗甚为惨烈，战事处于胶着状态。如果不及时改变这种情况，则第5军之前进攻所取得的胜利将前功尽弃。在战役关键时刻，郑洞国从容镇静，亲临火线，在友军的有力支援下，指挥部队先后攻克了罗塘、四四一高地、界首高地等几个重要制高点，最后终于攻克了昆仑关。说来也怪，郑洞国自东征以来，身经百战，既曾以连营官佐之位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亦曾以师旅将领之威亲临火线督阵指挥，除台儿庄“银元”之险外，从未挂过彩，“福将”之名，当之无愧。昆仑关战役后，郑洞国带领荣誉第1师扩编为新编第11军军长，旋改番号为第8军，率部参加枣宜会战，并担任宜昌以西、宜都以北长江一线防务近两年之久，多次击退日军进攻。
第二次长沙会战期间。为配合第九战区保卫长沙，第六战区大举反攻鄂西重镇宜昌，郑洞国则奉命以偏师抄袭敌后方交通，阻敌增援。他以一部兵力乘夜于荆州东南悄悄渡过长江，突袭沙市。日军猝不及防，被迫将兵力龟缩城内固守。郑洞国乘机率军主力渡江出击，一举攻占后港，并将汉宜公路彻底破坏，同时在襄河上截击敌水上交通，不仅消灭了大批日军，更使日军后方交通线彻底断绝了很长时间，有力地支援了战区主力围攻宜昌的战斗。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大胆的作战行动，使当时的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将军大为赞赏。 1943年初，郑洞国受命担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该军最初是由1942年春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失利后退入印度的新38师、新22师组成的，以后又由国内空运补充了大批兵员，当时均驻在位于印度加尔各答西北的兰姆珈营地，接受美军的装备和训练，为尔后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做准备。
根据重庆军委会的指示，郑洞国赴印的主要使命是，协调盟军人员同中国官兵的关系，团结部属，维系部队士气，确保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当时中国军队与盟国之间关系甚为紧张，美国人傲慢的做法和对中国的无礼令中国军队很是不满。
郑洞国到任后，从抗战大局出发，一方面安抚军心，积极增进中美官兵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另一方面则注意维护国家尊严，对于盟方某些损害中国民族利益的过分要求和做法，进行坚决而策略的抵制。由于盟方有识之士和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共同努力，不仅使驻印官兵与美军人员之间一度比较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还使双方的合作氛围日益融洽。重庆军委会对于郑洞国在驻印军期间发挥的良好作用曾深表满意，一再给予褒奖，史迪威将军也多次称赞郑洞国等中国将领的爱国精神和温文尔雅的道德修养。
1943年11月底，蒋介石在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归国途中，携夫人宋美龄曾于兰姆珈作短暂停留，视察了训练营地。在看到受检部队装备精良、队伍严整、官兵精神饱满、士气旺盛之后，蒋介石深表满意。
1943年10月，缅甸地区雨季结束。中国驻印军由列多前进基地出发，在美国空军和工兵部队的配合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在被世界上一些军事学家认为根本不适宜作战的亚热带崇山密林中，一面筑路，一面攻击前进，由此拉开了缅北反攻战役的序幕。至次年8月，驻印军和部分盟军部队经过无数次浴血鏖战，取得了胡康河谷战役、孟拱河谷战役和密支那围攻战役的重大胜利，消灭了惯于在亚热带森林中作战的、曾在东南亚诸役中连连获胜、有“亚热带丛林之王”之称的日军第18师团。自此，印度经卡盟、孟拱至密支那之间的公路、铁路畅通无阻。盟国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也可以在密支那中转，不必再飞越驼峰，大大提高了运输量。
在作战期间，郑洞国经常亲临前线，鼓舞士气，视察督战，并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指挥与决策，为取得这些战役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4年8月，中国驻印军的新38师、新22师，与反攻战役开始后陆续空运到印缅地区的新30师、第14师、第50师，奉命编为新1军和新6军，美国将领史迪威仍任驻印军总指挥(10月以后由索尔登将军接任)，并成立副总指挥部，郑洞国升任副总指挥。数月后，因国内战局吃紧，新6军奉调回国，新1军则继续前进，先后攻克了敌重兵防守的重镇八莫、南坎、芒友，于1945年1月下旬与中国滇西远征军会师于中国边境城市畹町。至此，中印公路全线打通。3月底，新1军又相继占领贵街、新维、腊戍、细包等要点，全部肃清了中印公路沿线及周围地区的日军，历时一年半的缅北反攻战役乃告结束。缅北反攻战役的胜利不仅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5年2月20日 晋升陆军中将。
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期，国民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郑洞国奉命回国参加会议。在昆明转机时，郑洞国一行受到了昆明各界的热情款待；到达重庆时，冯玉祥将军亲自主持了有重庆各界出席的盛大仪式，庆祝缅北反攻战役取得的伟大胜利，欢迎郑洞国回到重庆。蒋介石、何应钦等也分别召见郑并设宴款待，对他的工作和驻印将士的英勇作战给予高度评价，并授予郑洞国青天白日勋章。在5月5日至21日召开的国民党六大上，郑洞国还被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长官。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他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此后，国民党军队兵分两路：新1军和71军沿中长路向北进攻；新6军和52军各一部进攻沈阳东南屏障本溪。但这两路军队相继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猛烈反击，损失惨重。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但蒋、卫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的意见。非但如此，蒋、卫还拟让郑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郑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卫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近2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他仍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还亲笔写下与蒋介石的诀别书。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新7军全体官兵宣布放下武器。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1950年，他去上海治病路过北京时，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肖劲光和肖华两位将军劝他出来工作，他以不愿与故旧兵戎相见为借口而拒绝。
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古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2月26日，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汉阳铁厂创办于洋务运动时期有什么历史作用有哪些？
汉阳铁厂是洋务运动的产儿，它的身上继承了母体的所有重要基因。离开了洋务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我们无法理解汉阳铁厂的生理特征；也只有深入细致地解剖汉阳铁厂这类典型标本，我们才能深入、全面地认识洋务运动，从早期现代化尝试中正确地吸取历史经验教训。
慈禧摇摆不定、朝令夕改
晚清中国，张之洞创办铁厂是借“铁路大争论”取得胜利之机而获得批准的，它的主导产品只是为铁路提供钢轨，只是铁路的附属物，它的命运与铁路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在举办铁路、创办钢铁工业这样的重大决策上，晚清政府先是对要不要建铁路无人主持，然后又在准不准修津通铁路上举棋不定，好容易决定了修芦汉路，不到几个月又幡然变计，急煎煎地要修关东路；一阵子好似要扶植张之洞，转过头来仍旧是倚重李鸿章；既责成张之洞建铁厂造钢轨于前，又同意李鸿章的关东路进口钢轨于后；最后老佛爷六十大寿的庆典要紧，海军、铁路的经费都用于满足那个老女人的穷奢极欲。汉阳铁厂创办的过程，使清政府没有主见，没有施政规划，无力协调地方一致行动，无力调动社会资源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创办钢铁工业这样艰巨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从它那里得到有力的支持。
洋务运动是封建专制体制下一次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改革，旧的体制必然成为改革难以突破的桎梏。大清国的最高决策者慈禧，对于西方事物的容纳是有选择的。在她的心目中，不同的利益圈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利益_，最核心的是她个人控制皇权的绝对权威，然后顺次是皇族的利益、官僚统治集团的利益等等。不能说她完全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但显然是放在较外围的。
这种利益层次性的差距，左右着她的决策取舍。她对洋务运动的支持，则以不影响封建王朝的统治为底线。修建铁路的建议一再被搁置，唯恐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秩序而引起群体性的骚乱不能说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放下芦汉路先修关东路，与其说是保护国土，勿宁说是守护老祖宗的发祥地。张之洞、李鸿章的某些主张和他们创办的洋务企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影响慈禧的决策，但他们都不可能触犯慈禧的底线，李鸿章更善于利用慈禧的心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
这种以封建统治集团利益为转移的摇摆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朝令夕改，导致了洋务运动整体上的杂乱无序，极大地增加了实施的阻力，限制了引进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度、广度和效果。对于铁厂来说，在施工期间便难以为继，竣工之后又几度断炊，既先天不足，又后天失调。
督抚各行其是、明争暗斗
张之洞敢于独立承担创建铁厂的大任，从好处说，是为国为民，勇于担当。从不足处说，是书生意气，缺乏经验，对即将面临的困难估计不足，凭借的是当时的体制下他可以支配的部份财力。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督抚们掌握了地方军、政、人、财的部份实权。清政府允许各省就地筹饷，自行核销，战后形成地方财政，在完成了对中央的解款后，督抚们可以对留存部份自行支配；为了分摊战争赔款和兴办洋务，还允许地方在一定范围内增加捐税。张之洞主政湖北，利用这些权限使财政收入有了成倍的增长，其中，如新增捐税23种年收入在100万至200万之间，这些都成为了湖北洋务事业的后盾。
就汉阳铁厂来说，官办时期的投入，除户部指定的200万两外，张之洞腾挪借垫的官款竟达380多万两，占全部资金的65.5%。为筹集这些资金，张之洞无疑是将湖广总督、甚至是署理两江总督可资利用的财政资源使用到了超越极限的境地。正因为如此，当铁厂竣工后，还须100万的生产流动资金时，便不是湖北一省的机动财力所能承担的，张之洞再也无能无力了。
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往往直接而尖锐地突现在财政上，不幸的是张之洞与翁同_又积怨颇深。翁同掌管户部，在财政支出上，实际执行的是以满足皇族需索为前提、只节流而不开源的方针，除老佛爷外对谁都捂紧钱口袋。他又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反对洋务，并企图将督抚们的财权收回到中央。当时他反对建铁路，对慈禧、光绪“力言津通未宜开”；另一位户部尚书福锟答应了醇亲王每年拨二百万两修铁路，他“甚不谓然”。本来就对张之洞“糜费”素有成见，加之在广东军费报销上结怨，种种因素汇集的结果，必然是在铁厂经费上一次次地对张之洞痛加驳斥。张在《致砚斋中堂》中一再诉说“无如户部成见已定，不肯发款”，“户部必不发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便是指向翁同。
更不幸的是张之洞同时又遭遇到另一位首席总督李鸿章。两人之间成见很深，尤其是在中法战争时势如水火。李鸿章与张之洞是洋务运动晚期的两大巨头，同是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创者，但在修哪条铁路、如何修铁路上意见完全不同。李一直视张为“大言无实”的书生，不相信他能造出日本还造不出的钢轨。李坚持要修津通路，后来又巧妙地把项目转移到关东路，全力经营着北洋。其中既有对于铁路建设主导权的争夺，又有买轨还是造轨两条路线的分歧，结果便是李牢牢地把持着铁路经费，造轨的汉阳铁厂始终无法染指。
内有掌握财权的翁同_，外有把持铁路经费的李鸿章，对于创办钢铁工业这样一件大事，慈禧和光绪从来就没有什么主见，主管其事的海军衙门、户部、李鸿章和张之洞之间从来没有真正达成过共识，于是汉阳铁厂便成了张之洞踽踽独行、不堪重负的苦难的十字架。以光绪中期的财政状况，集全国之力，要把汉阳铁厂办好尚感困难，那里容得如此四分五裂、明争暗斗？仅凭湖北一省之力，焉能成事？中国钢铁工业的创办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不能集中全国力量兴办，也是由于督抚各行其是。
饱受列强挤压、危机重重
对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来说，贸易保护是抵御市场强权、发展民族工业的盾牌。不幸的是，中国的工业化在它未开始起步之前，便失去了这个自卫的盾牌。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胁迫清政府把进出口海关税则钉死在5%这样世界罕见的极低水平上。结果造成了罕见的奇异现象：进口税率低于出口税率，对外贸易税低于国内贸易税，洋货税负低于土货，洋商税负低于华商。中国的税则反而成为了保护外国商品和外国商人强而有力的武器。
中国钢铁工业是在西方列强垄断中国钢铁市场的严峻形势下创办的。洋务运动搞了三十多年，建立了许多兵工厂，却都是无米之炊，作为枪械原料的钢铁却要从国外进口。据《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867年至1894年，进口铁增加了10倍，铁产区的作坊纷纷倒闭，洋铁几乎占据了中国的全部市场。张之洞在《筹设炼铁厂折》中满怀忧虑地指出，“以民间竞用洋铁，而土铁遂至滞销”，整个国家“惟事以银易铁，日引月长，其弊何所底止！”
汉阳铁厂的出现和存在，必然改变晚清中国钢铁市场原有的份额和比例，但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不可能根本改变市场由列强主宰的基本格局，汉阳铁厂的产品在本国市场上必然要受排挤、打击。初出茅庐的中国近代钢铁工业面对着挟有特权和质量、价格优势的舶来品，要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谈何容易。据代鲁《汉冶萍公司史研究》计算，直至1908-1911年间，中国国内钢铁市场的整体容量约为29万余吨，其中汉阳铁厂年均产量为12万吨，除出口5万余吨，在国内仅销售7万余吨，是每年进口钢铁22万吨的三分之一。
汉阳铁厂是为铁路而兴办的，在机械工业等尚很弱小的环境中，钢轨是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希望。然而中国铁路这块肥肉，正是列强各国激烈争夺的焦点，既要以贷款取得高额利息，又要以铁路器材赢得高额利润。争夺的结果，在借款修建的铁路中，确知用汉阳铁厂钢轨的仅有保定至汉口、广州至深圳、津浦路北段一部分等少数工程。如孙宝琦所云：“京奉路轨，舍汉厂五十余两之轨而购英商七十余两之轨，殊使华商气短，愈令外人生心。”即使是购用汉轨，也还有许多周折，负责铁厂销售的王勋说：“京汉路购轨，均洋人主政，非我价最廉，无揽得之希望；即便揽得，亦必然多所挑剔，从未享优待权利。”
列强中，日本对大冶铁矿、汉阳铁矿的伤害最为严重、致命。汉冶萍是历届日本内阁一贯关注的对象，掠夺大冶矿石、控制汉冶萍是其外务大臣、大藏大臣、工商大臣协调一致的行动，日本的近代钢铁工业赖大冶铁矿石而得以创办和发展。简括地说，自1900年起，通过煤铁互售合同，蓄意长期攫取大冶铁矿的低磷优质矿石，造成汉阳铁厂不得不自用高磷次等矿石；并以贷款为诱饵，逐步实现了对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的长期控制，使之沦为对日提供生铁和矿石的基地。
一方面被人釜底抽薪，垄断了它的优质原料，一方面在本国的市场上惨遭围剿，被夺走了绝大部分份额。产销两头遭到如此致命的重创，汉阳铁厂还能有多少生机呢？中国钢铁工业初期的不幸命运，从外部因素来说，是列强用暴力分配世界市场的必然结果。
原料供应受限、铁厂先天不足
焦炭供应迟迟未能解决，曾被普遍认为是张之洞办铁厂的三大失误之一。实事求是地看，造成汉厂焦炭供应困难的，既有张之洞的失误，又有当时外部条件的制约。
张的失误在于未曾勘探铁矿便先购置炼钢设备；煤矿尚未确定便先确定厂址开始施工，违反了钢铁企业的基本建设程序。既暴露了他对此缺乏经验、知识储备不足，更反映了他在忧患意识驱使下轻率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倾向。
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说：“在英国，煤藏丰富，煤的使用在十八世纪末已经是增多了，那里创设的航路网有可能以很少的费用把煤运到各处，全国已经变成一个特别宜于工业生长的享有优惠的世界。”可惜的是，一百年后，在晚清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三、四十年后，这样宜于工业生长的环境仍然遥不可及，他所说的煤藏丰富、普遍开采、运输便利三大要素，在创办汉阳铁厂时都不具备。
晚清近代采煤业虽先于钢铁工业开发，但进展缓慢，收效甚微，一支独秀的开平煤矿距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甚远，需从天津经上海再入长江，长途转运，成本大增；且冬季天津封港，无法行船。
张之洞一到湖北，便派出大量人员四出勘探煤铁，遇到的仍然是手工开采的土煤窑的汪洋大海。先后用机器开采过几个煤矿，都收效不佳，王三石已得煤不少而突被地下水淹没；马鞍山开采多年，煤质变化难测，最后结果却是“灰多磺重”，不宜炼钢。井下开采本身就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变故，究竟是外国技术人员判断失误、处理不当，还是矿体本身地质水文情况复杂、难以控制，我们无从分辨。对于当事者张之洞来说，这些变故都不是他可以事先预料的；更不是他能够改变或防止的。即使张之洞再等两三年建厂，这些外部环境也不可能有重大的变化，有些挫折恐怕也难以避免。
经过盛宣怀、张之洞两人交替在光绪三年、十六年、二十二年三次沿江勘探，均未发现长江沿岸距离铁矿较近的地区有适宜炼钢的煤炭资源，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后盛宣怀决定开发萍乡煤矿，仍然必须克服相距千里，交通不便，运输困难的障碍。
钢铁工业的原料和产品，两头大进大出，必须靠交通运输提供支撑。而在光绪十五年，黄河以南的大地上，既无铁路，也没有公路，航运落后，无力提供必要的支撑。建设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沉重负担便落到了企业的头上。要开矿必先大量投资修路，开平煤矿、利国驿煤矿、大冶铁矿、萍乡煤矿无不遇到这个难题。开平煤矿先修运河，后又修铁路，其中唐胥铁路9.2公里，第二期开平铁路32.2公里。而要把萍乡的煤运到汉阳，先修萍乡到安源的铁路支线7.2公里，1906年铁路修到株州，全长90.5公里，前后7年，耗资200多万两，这就不是一个企业所能承担的了。虽然如此，因粤汉铁路迟迟未能修通，煤焦至株州后仍要用轮船或民船，经湘江、越洞庭、入长江才能到汉阳，仍然增加了铁厂的成本，也影响了煤矿的发展。
汉阳铁厂的焦炭供应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主观决策的问题，实质上既受到探矿、开采技术水平的制约，又受到煤、铁资源相距较远的自然条件制约，更受到煤炭工业发展滞后、缺乏配套的交通基础设施等经济、社会条件的制约。从深层次上看，后发展国家在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缺乏总体布局，各相关产业、部门不能协调发展、相互配合，仅仅靠钢铁工业孤军奋战，既开发矿藏，又建设铁路，还要争夺市场，四面受敌，必然要陷入难以突围的困境。
评判的另一种视角
历来批评张之洞办铁厂的另一个失误是铁厂的选址问题。汉阳既不产铁也不出煤，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问题在于我们用什么尺度和视角去评价张之洞的选址。
所谓“就铁”或“就煤”，并不是铁厂布局唯我独尊的金科玉律。把铁厂选择在煤矿和铁矿之间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也不是在冶金史上没有先例，同样在冶金学中曾被列为布局法则之一。
如果我们不是仅仅从一个企业的决策者来要求张之洞，不是仅仅固守多了一段二百来里水路运输铁矿石而增加了成本这一罪状，换一个角度，从推进地区近代化和城市化的角度来审视，张之洞的功过就可能不一样了。
汉口开埠与洋务运动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产物。在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之后，湖北政坛仍是一片沉寂。苏云峰认为“张之洞抵鄂之年，才是湖北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重要变迁的起点。”我们更具体地说，湖北的工业化是由创办汉阳铁厂启动的，它是关键的一环。
张之洞毕竟是湖广总督而不仅仅是汉阳铁厂的总办。他是怀着“经营八表”、“缔造先从江汉起”的宏图来到湖北的。从《勘定炼铁厂基暨开采煤铁事宜折》所强调的汉阳有“六便”来看，铁厂定点是他实现江汉崛起的第一手棋，既考虑铁厂，也考虑枪炮厂、布厂、学堂的需要和发展，还考虑到汉口的城市建设。也就是说，张之洞在考虑铁厂的布局时，是与武汉的工业布局和城市建设联系起来综合考虑，尽管这种考虑此时还不成熟完善，但他的思路、出发点却是明确的，无可置疑的。
在张之洞抵鄂之时，汉口、武昌、汉阳是被长江和汉水分割开来的三个城镇，各有统属，分别管理着传统的日常事务；一旦涉及“洋务”，无论是经济、外交、军事、城市建设、社会治安和警察等，都要听命于张之洞。整个晚清时期，在此起主导作用的都是湖广总督官署及其所属司道，武汉三镇实际成了湖广总督直接管辖的不成文的“洋务经济特区”。原来以生产扣布和木排交易著称的汉阳，由于铁厂与枪炮厂联袂到来，带动了一批民营机器制造、修理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俨然成为以冶炼、制造为主的颇具规模的重工业业基地。因为有铁厂存在，汉阳才会受到区域行政中心武昌的特别青睐，才不致被中部崛起的商业金融中心汉口所冷落；因为有铁厂这个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存在，汉阳才进入了国际媒体的视野，对它跟踪报导；因为有铁厂这个中国洋务运动的标志性企业存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德国亲王亨利这些重量级的国宾，才会特地绕到汉阳一游。汉阳为武汉赢得了国际声誉，提高了武汉的国际地位。如果没有铁厂，汉阳哪有资格和汉口、武昌鼎足而三？
在汉阳崛起的同时，张之洞在武昌先后创办了著名的纺织四局等使武昌成为以纺织工业为主的轻工业基地；而在汉口这个人口密集的商业都会里，率先创办的主要是一些生产民生日用消费品的民营轻工业企业。到辛亥革命前，三镇工业已有120多家，三镇工业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武汉作为一个地区初步形成了轻重工业协调发展，门类比较齐全，军工、民用，官办、官督商办，民营、外资，结构多元的工业体系，一跃而成为全国最早、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开创了武汉的工业近代化，为武汉的城市近代化奠定了基础。
铁厂在汉阳兴建，改变了汉阳地区的经济功能和地位，密切了武汉三镇之间的内在联系，促进了武汉地区整体的近代化和城市化；如果它设在当时还是沿江小镇黄石港当然也有带动作用，但其幅射的范围和能量与在九省通衢的武汉不能相比，是无可置疑的。
汉阳铁厂与湖南土铁、芜湖钢等手工作坊毫无血缘联系。这株工业幼苗，并不是在中华传统封建社会的土壤中培育成长起来的，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西方钢铁工业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自有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及外部环境。张之洞的悲剧在于，他是在晚清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宏观或微观环境尚未具备或基本不具备的形势下创办铁厂的。虽然张之洞竭尽所能作了最大的努力，但宏观环境和不可控制的因素是他无力改变的。这增加了这一事业的艰巨性、复杂性、悲剧性，也埋伏下近代中国钢铁工业遭受重大挫折和衰败的基因。另一方面，汉阳铁厂又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新的人类文明，一旦植入旧的社会结构，又必然成为一种催化剂，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映，不可抑制地促使原有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促进地区的近代化和城市化。来源：汉阳铁厂与洋务运动
”国民革命军攻打吴佩孚军队驻守的武昌，刘峙谎报战功，几乎将叶挺的独立团送入绝境．”的具体情况
北伐战争之武汉战役(武昌攻坚战）
1926年(民国十五年)9月至10月，在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主力对军阀吴佩孚部的一次围攻战斗。
1926年8月，吴军在鄂南惨败后，即以全力防守武汉。吴任命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司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辖三师之众，同守武昌。9月2日，北伐军开始攻击武昌战斗以第1军第2师攻击忠孝门至东北城角；第4军第10师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第7军第2路攻击中和门至望山门；第4军第12师为预备队，驻洪山附近；炮兵驻扎洪山阵地。是日黄昏开始行动。3日凌晨3时许，第2师炮兵自小龟山向武昌城轰击，步兵向攻击目标前进。第10师各团攻抵通湘门至宾阳门城脚时，天色已明；第7军第2路动作迟缓，黎明日寸才到达攻击准备位置，还未接近城垣。各部队因伤亡较大，于早6时许，全线停止攻击。5日凌晨3时许，北伐军第三次攻城，小龟山炮兵向忠孝门、武胜门及蛇山一带炮击；右翼炮兵于洪山阵地也向武昌东面城墙吴军炮击；左翼炮兵于武建营附近阵地向武昌城南部炮击。第12师第36团奋勇队从刘湾西端涉过护城河，冒守军猛烈火力，架梯登城，与守军展开肉搏，战况极为惨烈，奋勇队死伤三分之二，未能奏效。四军]叶挺独立团奋勇队亦潜进至城脚，奋勇登梯。第1营奋勇队官兵十几人全部阵亡，第2营奋勇队继续增援，终因守军火力猛烈，无法登城。战斗正达于极点，突然谣传刘峙第二师已攻入忠孝门，四军、七军闻讯大为振奋，奋勇争先，造成整排整连官兵伤亡。此时天已亮，奋勇队只得暂伏于城基壕沟内待命。当晚，第l0师各团又竭力接近城垣。守军遂将手榴弹、火药包同时掷下。奋勇队虽将梯子靠近城垣，但已死伤大半。第7军第14团将梯子架在民房上准备登城。吴军遂扔火药包、爆发罐烧房。第14团为烈火所阻，也无法登城。第2师进至距武胜门三四十米处，因炮火压制不住吴军，而无法前进。天明时，第12师第36团奋勇队亦死伤过半。正午，北伐军决定暂停攻击。与此同时，汉阳、汉口方向北伐军进展顺利，6日攻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10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令第8军第3师师长李品仙率第3、第4两师及鄂军第1师向孝感追击溃退的吴军，于16日进占武胜关，切断了吴军退路。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军阀孙传芳于八九月间将其5省军队组成5个方面军，陆续调入江西。根据这一形势，北伐军总司令部决定于9月上旬，乘孙军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对江西孙军发起攻击，对武昌城则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武昌城内守军经封锁后，粮、弹奇缺，军心涣散。9月21日，北伐军第4军再次攻城，拂晓进攻开始，由于守军顽抗，未能攻下，遂决定以工兵从宾阳门、武胜门挖坑道到城根，准备炸城。时孙传芳部曾向咸宁方向开进，试图解武昌之围。守城吴军于10月1日、3日由望山门、通湘门、保安门出击策应，被北伐军击退。是时，由于第7军进占德安，威胁九江，孙传芳急调大冶、阳新一带的部队回援。守城吴军见援军无望，愈益恐慌。10月l0日，吴守军河南第3师李俊卿师长率部投降，并打开保安门，迎接第4军入城。武昌吴军遂全部缴械投降。至此，围攻了40余天的武昌城为北伐军所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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